近日,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吉林在參加市政協專題座談會時,公布了北京在改善空氣質量方面的成績,并表示對外公布的數據是真實的,同時解釋了市民感受與監測數據有所差別的原因。
近日,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吉林在參加市政協專題座談會時,公布了北京在改善空氣質量方面的成績,并表示對外公布的數據是真實的,同時解釋了市民感受與監測數據有所差別的原因。下一步,北京市要打一場進一步提高空氣質量的攻堅戰,要進一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業,寧可犧牲一些GDP和財政收入。
此前,《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二次公開征求意見截止,PM2.5首次被納入標準。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在不久前舉辦的第七屆中美空氣質量研討會上公開表示,單純地強調PM2.5減排,并不能達到區域空氣質量改善的預期效果,應該做好多項污染物協同減排的工作。改善空氣質量,還應該控制哪些污染物?對此,《法制日報》記者與對空氣污染物二惡英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化學學院博士后毛達展開了對話。
對話
記者:近段時間,公眾對PM2.5的態度可謂聞之色變。但也有專家提出,在空氣污染物中,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遠不止PM2.5,還包括二惡英等污染物。
毛達:這段時間,我國大城市空氣中高濃度的PM2.5讓公眾感到極度擔憂。然而,有嚴重健康之憂的大氣污染物并非只有細微顆粒物這一種,所以正在進行中的空氣質量新國標制定應全面評估各種大氣污染物的環境健康風險,包括被世人稱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二惡英。
二惡英類化合物是迄今為止人類已知的最強的有毒污染物之一。大量動物實驗和人類流行病學研究的結果表明,二惡英對人體的健康影響是全方位的,它已被確認為具有致癌性、神經毒性、生殖毒性、發育毒性和致畸性、心血管毒性、免疫毒性,并能直接引發氯痤瘡和肝臟疾病,同時也是一種內分泌干擾物。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為確保人類健康,個體的二惡英日容許攝入量為1至4皮克(毒性當量)每公斤體重,而長遠目標是降至1皮克(毒性當量)每公斤體重以下。
科學研究還表明,二惡英在環境中幾乎無處不在,而且會積累和富集在各種生物體內,所以人可以通過呼吸、飲食和皮膚接觸等多種途徑攝入二惡英。盡管大多數二惡英都是經過飲食攝入和消化道被人體吸收的,但空氣中的二惡英濃度過高也很有可能使人體的日攝入量超過世衛組織的建議值。
記者:據了解,廣東省東莞市環保局局長袁紹東透露,今年將推進東莞市環境監測監控中心建設,并加快PM 2.5、二惡英、輻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生態環境等檢測實驗室建設。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限制二惡英應該參照怎樣的標準?
毛達:為保護公眾健康,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或地區已經制定了大氣二惡英濃度限值標準,有過慘痛公害歷史教訓的日本更不例外。早在1999年,日本的《二惡英對策特別實施法》便設定了各種環境媒介,包括大氣、土壤、水體和沉積物中的二惡英濃度最大允許值,其目的就是使日本國民的二惡英日攝入水平低于世衛組織的最大建議值,即4皮克(毒性當量)每公斤體重。根據該法律,日本國內的大氣二惡英濃度不得超過0.6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
盡管日本的大氣二惡英濃度限值并不是世界上最嚴格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標準分別為0.1和0.023皮克每立方米),但該環境標準對我國目前的二惡英污染防治工作卻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環保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3個部門曾于2008年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在該通知的“技術要點”部分規定環評單位應參照日本二惡英大氣濃度限值,評價和預測建設項目二惡英排放對周邊環境質量的影響。這說明,我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大氣二惡英濃度達到或超過0.6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會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因此,這一數值或可看做目前大氣二惡英濃度的最大容忍值。
記者:目前我國空氣中二惡英含量大約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水平線?
毛達:如果以3部門2008年所規定的二惡英環境影響參照值,即日本的大氣二惡英濃度限值作為評價空氣質量的一個基本標準,我國目前從已知的科研成果看,北京、上海、廣州這3座特大城市的空氣二惡英濃度已經逼近或超出了安全線。
2008年,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和香港浸會大學的多位研究者在國際學術雜志《大氣環境》(Atmospheric Environment)上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北京市3個區的二惡英類化合物大氣含量為0.018至0.644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平均值為0.268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這一結果說明,北京一些地區的大氣二惡英平均濃度已經和0.6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這一最大容忍值處于同一數量級,且某些時候還高于該值。
同年,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和上海大學的多位研究者在另一國際學術雜志《化學圈》(Chemosphere)上發表了一篇關于上海大氣二惡英濃度水平的論文,指出嘉定、閘北、浦東和黃浦4個區的大氣二惡英濃度毒性當量平均值分別為0.4971、0.289、0.1444和0.1432皮克每立方米。該結果同樣表明,上海一些地區的大氣二惡英平均濃度已經接近0.6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這一最大容忍值。
廣州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2007年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余莉萍的博士論文顯示,花都、荔灣、天河、黃埔4個區大氣中的二惡英平均濃度分別達到了0.1046、0.4305、0.1637和0.7693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這一結果不僅說明廣州在總體上面臨著和北京和上海同等程度的大氣二惡英污染,局部如黃埔這樣的工業活動密集區甚至超過了0.6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這一最大容忍值。值得注意的是,余莉萍還通過暴露公式估算出天河區居民成人的日二惡英攝入量為1.1皮克(毒性當量)每公斤體重,某些季節兒童的日攝入量竟高達4.3皮克(毒性當量)每公斤體重,后者已超出世衛組織建議的安全標準。
記者:造成二惡英含量偏高的污染源有哪些?
毛達:事實上,上述發現不應令人驚奇,因為我國特大或大型城市早已存在著多種顯著的二惡英排放源,包括鋼鐵行業、再生有色金屬業、廢棄物焚燒行業、造紙行業以及總量巨大的汽車尾氣排放。如果這些排放源得不到有效控制,高濃度的二惡英仍會被繼續排放,它在環境中的積累也會越來越嚴重,人體的健康風險也會隨之增高。
此外,大城市并不是二惡英大氣污染的唯一災區。近期,一起發生在江蘇海安縣農村地區的二惡英污染訴訟揭露出當地一座生活垃圾焚燒廠可能給周圍環境帶來的二惡英污染。根據中國科學院大連化物所研究人員的實地采樣檢測,該焚燒廠在2008年運行期間,周邊1.5公里內的大氣二惡英平均濃度達到了0.716和0.622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最大值甚至達到了0.901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這一案例說明,農村地區也存在明顯的二惡英污染源,其大氣二惡英濃度也可能超過0.6皮克(毒性當量)每立方米這一最大容忍值。